严歌苓的笔下有过许许多多鲜活的女性形象，她通过文字重现了这些女人所经历的苦难、纠缠不清的罪孽，或是生生死死的爱情。当这些人物被注入血液，不再尘封于史书，她们的一生，仿佛由于作者目光的流连和来自心底的敬意与感喟，本身也成了不可磨灭的储存于狭窄时光的历史。
与“扶桑”相遇
小说《扶桑》是严歌苓以女性为作品中心的代表作之一。3月6日下午，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展开了一场关于《扶桑》的对话，阿里音乐董事长高晓松及著名书评人史航与作者严歌苓进行一场“糟糕的历史与优美的文学”的深入对话。
严歌苓在对话中讲述了写作这部小说的灵感来源。“我那天是跟我先生约好要吃午饭，他来晚了，时间比较早，进入了一个陈列厅（中国移民历史陈列厅）。我进去以后第一张巨大的照片就是这样一个女人，穿的非常华贵、态度非常的雍容，但是她有一种神秘的东西在她身上。旁边的白人的男人对她回头，引起回头率，有时候是惊艳的，也有的感觉很狐疑的。一下子我就发现一个形象对人的震撼，对人的一种神秘的、没有道理的、莫名的启迪，有时候比文字更要大。”
这次近乎于神交的相遇促使严歌苓开始了对一段历史的追溯。小说里细腻的描写和平静的叙述让人可以直观而具象地了解这个女人经历的一切地狱般的苦难。高晓松说：所以《扶桑》是非常荒蛮、非常野蛮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故事。
苦难的预设是故事常见的背景。人类常常记录下在逆境中存活的轨迹以此歌颂人本身的不屈和伟大。渺小的肉体在命运的宏大与未知的映衬下显得尤为壮观。这是常态的崇高的人的生存景观。然而这本小说提出了一种别样的崇高。她是沉默的、顺从的、平静的、不自知的。然而正因为她的不自知，那沉默不是沉默，那顺从不是顺从，那平静只是她本身就具有的品性，这一切词汇的主观色彩都被揭露并且推翻。她什么都忍受，因为她不把上苍赐予的苦难称为苦难，便无从反抗，也无需反抗。
最自由的女奴
一个中国女人在大洋彼岸的故事，必然牵涉到东西方在思想理念上的差异和碰撞。这种碰撞存在于扶桑以及她周遭的环境，也存在于今天人们去看待扶桑不同的态度。于是整个故事本身就存在了一种严歌苓老师口中的“文不对题”，就成了一个悲剧。我不承认你的苦难。严老师说，克里斯对待扶桑的态度是：我要救你。但是扶桑从心底就是根本上没有对于“需要被救赎”的意识。这样的“擦枪走火”除了在人物关系本身上的有具体体现，在读者去看待扶桑的的态度上也有体现。在最后的提问环节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
《扶桑》人物已经很强大和完整了。但是有人认为扶桑这样的一位逆来顺受者不应获得同情怎么看？主动反抗而香消玉殒，逆来顺受者活得下去，您更肯定哪一个？
这样一个不自知的人物其实在其他的文学作品中很少出现，对其自然也会出现不同的理解。严老师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指出，“更广大的中国女人在男人的游戏规则中玩自己的游戏，就是她形成了她自己的一种反抗的方式，像扶桑这样的一个女人。其实女人的这种体能也好，康复能力也好、伤愈能力也好，从科学上来看是更强的。她实际上也是一种主体。所以我觉得反抗是一种奴性，像扶桑这样默默的反抗，她的反抗是：你解放我我还不认呢。就是这种你给我自由，我认为你那不是自由，我婉拒。这些都是她强大的一面，所以如果看到了扶桑，只觉得她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带有奴性的，我觉得还是没有读到我想创造扶桑这样一个女奴，实际上她又是一个最自由的人，这么一个形象。”
其实这就是一个视角、一种准则的问题。我们需要进入这样一种“现实”，作者构筑的现实，从整体上去理解一个人。鲜活的人物都存在于作者的主观世界中。先去接受并且试图理解其中的细节和安排，就会顺其自然地被指引着走到了作者想要呈现的那个层面。
平静的扶桑与平静的严歌苓
严歌苓回忆了一位老人，是著名作家李准的妻子，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农村妇女。她就是宠辱不惊的，“那种平静，就是不渲染任何事情。”不渲染，平静，这是一种柔韧的，深植于一些女人骨髓的一种品性。我们不需要“受苦受难”的这种近乎英雄主义的概念。“如果受了苦难就必须要叫，必须要反抗的，这都是我们对苦难的成见，应该对苦难就是反抗的。”
这样一种平静的态度被严歌苓写入从史书里、画像中发现的这个女人的人格中。她运用了特殊的写作手法，在作品中把这种特质表现得淋漓尽致。与此同时，这种态度也渗入了严歌苓的写作过程中。她刚开始是“气的”，因为有“气”，才写得下去。她将人称变换的手法出神入化地贯穿全文，直接地说出了自己的一些情感，好像把自己摆在了扶桑面前，而不是把扶桑带到我们面前。这样的对话性质的叙述手法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完成了一次次的“追问”。
然而全文来看，她又是平静的，用这种平静来写苦难和不幸。对她的人物，狠得下心去布置，做到“不渲染任何事情”，才能让它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史航说，“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要舍得，你舍掉你跟这个角色之间的怜悯，才能让你的角色得到那些陌生人的怜悯。文学就必须对自己先有这一层折磨的东西。”这是作家角度上的写作层面上的平静。
这两个层面上的平静都是平静。一个是自己走过苦难的扶桑，一个是从史书中走过苦难的严歌苓。有人问作家写历史时在想什么。整个对话中体现出来的是，她在想着，活生生的人。这不是活在史实概念上的人，不是单纯的回忆录，而是活在真实人性概念上的人。赋予人物真实的脾性和品格，再去虚构，于是这种虚构就存在了某种意义上的真实性。历史常常是宏观的，而作家需要微观现象去体现个体。糟糕的历史与优美的文学在此重叠纠缠。
人性的坦然
其实很多人读这部小说时都能想起马尔克斯的那本《苦妓回忆录》。高晓松也说，谁像严歌苓姐这么冷静、这么狠，想来想去，其实还是马尔克斯，可以平静地看待苦难、变迁。包括《memoriesofmymelancholywhores》，我想说正式出版的中文译文是错的，它翻成了《苦妓回忆录》，但是这个memoriesofmymelancholywhores不是苦妓回忆录的事情，是我回忆那些忧伤的记忆，而不是一些妓女在回忆。
平静的背后能反映一种人性的坦然。对话时提出，扶桑不卖笑，卖的是自然的肉体，自然的性。整部小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焦点就是扶桑和克里斯的爱情。严歌苓甚至在小说中提到，就是这份情感促使她去追问这段故事，才有了这部小说。“现代人在提到爱情时脑子里都装着别的东西。我们在提到爱情时都做了一个对方看不见的*脸。”有同学提出请严歌苓老师结合扶桑谈谈她的爱情观。严老师回答说，“我觉得爱情观就是你越不算计，越能得到幸福和欢乐。我觉得不要太计较，别说这件事情我主动，你追我还是我追你，或者你给了我多少，我从你身上得到了多少怎么怎么样。这个问题就是现代社会给了我们污染，如果没有这么多污染，就享受这份感情。感情来了，你就享受它，算计的少一点可能就会幸福一点。”
其实也是不应该有爱情观这个东西的。这也是脑子里装着的“别的东西”。严歌苓写下这个故事，其实就是想通过这段苦难中的爱情来表现一种干干净净的状态，原始的，剥离了一切杂物的状态。
爱情，以及一切。在其中，女性的位置其实都被涂抹上了一种无形的偏见。扶桑跪着宽恕所有人，跪着，有人就认此为卑贱。但是她是自己选择的，自己跪下的。自由是什么，是自己给自己的，自己解放自己，不用拯救。这些东西在这个不自知的女人身上都表现了出来，自然的，也是平静。
严歌苓很美。一种东方女人的美，一种作家的美。
很想问问她如果再次站在那幅画像前面时，是否还会有最初的震撼与触动。一场穿越历史的追问，一场女人之间的对话，一次平静的对视，都在这部作品里沉淀下来，成为永恒。
文
中文系15本唐冬冬
编
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