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罗玮老师赐稿
本文原刊于《文史》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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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發現河北大名藏元代《藁城董氏世譜》清嘉慶抄本初探
文丨罗玮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主要研究領域爲元史
提要：藁城董氏家族是元代著名的漢人勛臣世家，在元代*治舞臺上一直佔據著重要地位。董氏家族的世系問題，以往學界依據傳世文獻已多有研究，但其家族的整體面貌仍然不甚明朗。本文通過田野調查在河北大名發現的元代《藁城董氏世譜》清嘉慶抄本，爲其家族世系的較完整記錄。其中元代世系部分四千餘字，記載了三百多位董氏家族成員及仕宦信息，多數內容可補傳世文獻之闕。元代族譜今已稀見，遑論北方世家大族之譜牒。本文對其真實性、文獻源流和歷史價值等基本問題進行了初步考辯。在此基礎上將《世譜》全文進行輯録校注，予以公佈，希望爲元史和中國族譜學研究貢獻一點新材料。
關鍵詞：元代藁城董氏家族族譜
公元年，“素有并吞天下之志”的元太祖成吉思汗開始大舉伐金[1]。在蒙古逐步拓展在華北統治的過程中，地方武裝勢力開始興起，“有金南渡，河北群雄如牛毛”[2]。在群雄中湧現出了多支強大的漢人武裝，在蒙金戰爭中的旋渦中逐漸坐大。其中一些將帥逐漸發展成爲“地方二三千里，勝兵合數萬”的強大軍閥[3]。這些軍閥的家族在元代往往世代顯貴，被稱爲“漢軍世家”或“漢人世侯”[4]。藁城董氏家族則是這諸多*治家族中的“後起之秀”，有元一代一直佔據著重要的*治地位，元後期甚至“號稱‘獨盛’”，“天下稱董氏，而他族莫與抗”[5]。“漢人世侯”問題一直受到元史學界關注。董氏家族的世系詳情經過多位學者不斷研究推進，但其家族整體面貌目前尚不明朗。因此董氏家族世系之後所隱含或涉及的元代*治結構的更重要問題也無從著手研究。
經過長期調查，筆者有幸發現了一部元代藁城董氏家族世系譜的清嘉慶年間抄本，名爲《藁城縣董氏傳家世譜》（以下簡稱《世譜》），現藏於河北省大名縣南盤村。經過考辯，可以初步判定《世譜》的抄錄源頭係元代古譜。更重要的是這部《世譜》基本完整記載了元代藁城董氏家族的世系和仕宦全貌，彌足珍貴。作爲承載了元代著名*治家族較完整譜系的抄本載體，這部《世譜》當具有較大的歷史價值。筆者欲對《世譜》的真實性、文獻源流和歷史價值等基本問題進行初步考辯，并將《世譜》全文錄示於後，希望爲元史和中國族譜學的研究提供一點新材料。
一、關於元代藁城董氏家族及其世系
興起於河北藁城的董氏家族登上*治舞臺的第一代是金元之際的董俊（—）。元太祖十年（乙亥，）董俊率藁城所部歸附蒙古軍，屬於較早歸附蒙古的漢軍將校。董俊之後長期在真定史氏麾下擔任副將，先後跟隨史天倪、史天澤兄弟作戰，統領藁城一縣軍民事務。太宗五年（，癸巳）董俊战殁於包围金哀宗的归德之役[6]。
董氏家族真正實現*治崛起是在第二代，即董俊的諸子。董俊有九子，其中有七子出仕任官，以長子文炳、三子文用和八子文忠三人仕宦最爲顯達，成爲元世祖忽必烈的信用重臣。董文炳（—）受命組建侍衛親軍，平宋戰爭中擔任東路軍主帥，爲世祖朝的重要漢軍統帥，官至中書左丞、僉書樞密院事[7]；董文用（—）歷仕內外，曾拜江淮行省参知*事、御史臺御史中丞，後主持翰林國史院，爲世祖朝的著名文人官僚[8]；董文忠（—）擔任元廷符寶郎、典瑞卿幾達三十年之久，實爲忽必烈的近侍怯薛（蒙古語Kesig，“侍從護衛”之意——筆者注），爲最接近權力核心的世祖心腹之一，官至僉書樞密院事[9]。因此元人對此評論曰“（董氏兄弟）或以雄武佐定天下，或擁旄節爲國藩維，或以忠鯁爲帝腹心”[10]，“太傅忠獻公文炳，總國兵旅，出奮爪牙，入爲股肱，實將相之器。太師正獻公文忠，掌國符信，入託心膂，出司耳目，實預帷幄之謀”[11]，都是世祖朝董氏三兄弟貴顯暢達的真實寫照。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收入了四十七位對元朝建立有功的頂級臣僚，其中卷十四即收入了文炳、文用和文忠三人的傳記，也是唯一有多人被收入此書的元代官僚家族。充分說明了藁城董氏家族在元代達到的*治高度。
而除六子文振、九子文義早逝外，其他四子文蔚、文直、文毅和文進也分別拜官任將。故史稱“一门父子兄弟佐命翼运，蔚然爲一代开国元勋”[12]。董氏第二代的*治發跡奠定了後世子孫入仕的幾個主要方向：內廷怯薛、軍事、行*與監察系統，這也實際佔據了元朝*治結構中的主要資源。
董氏第三代及以下成員亦是代不乏人。第三代以“士”字命名，其中董士選（-）爲成宗朝名臣，仕至御史臺御史中丞[13]；董士珍（-）出任中书省参知*事，成爲中枢宰执[14]。董氏第四代多以“守”字命名，在元朝後期依然維持著*治上的輝煌。董守簡（-）在元順帝前期出任中書左丞[15]；董守訓則於至正二十七年（）十月升任中書省參知*事[16]，次年元朝即告滅亡。除行*系统外，董氏家族前後共有五人出任御史臺御史中丞，分別爲董文用、士選、士訓、守庸、守簡，成爲監察系統長官。故史稱：“國家以三臺中丞之選，非勛舊德望，不輕授之。董氏自公之伯祖忠穆公文用、世父忠宣公士選、叔士恭及公父子、仲兄守庸相繼，爲之衣冠，傳爲盛事”[17]。根据研究，董氏第五代多以“金”旁字爲名，第六代多以“臣”字爲名[18]。綜上可見，董氏家族的*治生命幾乎與元朝國祚相始終。
除*治顯達之外，董氏家族子孫繁衍，成員衆多，元代中期即稱“子孫數十百人”[19]，元後期更被時人議爲“迨今七世，且二百餘人”[20]。由於元朝統治者在用人銓選標準上“唯论根脚”[21]，“信尚勋旧子孙”[22]，故董氏子孙出任内廷怯薛、*事系统、行*系统以及监察系统官職的情况更是难以遍举，史稱董氏子弟“內而居*府臺閣，外而在藩閫、風紀、州縣者，不可勝紀”[23]，並非虛言。
由以上論述可見，董氏家族的世系與仕宦情況對於深入了解*治家族群體在元朝*治史上的地位，以及元朝*治結構的發展演變都有著獨特的範例作用。
因此董氏家族的世系情況一直受到元史學界的關注，半個多世紀以來多位學者已經在這一問題上不斷耕耘探索。目前看到較早的是中國臺灣學者孫克寬於年完成的對董氏家族之研究，其所復原的董氏世系包含四代，共48名成員[24]。之後是袁冀年的研究所復原出董氏家族五代85人，其中知道名諱者62人[25]。接下來是日本學者藤島建樹年的研究，他復原出五代成員85人，全部考出名諱[26]。在以上研究基礎上又推進一大步的是蕭啟慶的研究，他考證復原出董氏六代成員，共98人[27]。以上屬於早期對藁城董氏世系的研究。或許由於已經意識到董氏成員衆多，支系複雜，因此早期研究即以世系圖的形式復原董氏世系，十分直觀。而目前對於董氏世系復原最詳盡的是筆者的研究。經過對傳世文獻的詳細梳理，尤其是廣泛參閱地方志與金石志，筆者復原出七代，共位董氏家族成員，其中確知名諱者有人[28]。但由於董氏碑傳文獻記載的缺漏，其中部分成員是依據其他文獻記載，利用多種特徵推測得出的。但董氏家族能考知七代世系並俱有成員出仕任官，這可以說在目前所知的元代漢人*治家族中是絕無僅有的。
故元人對與董氏子孫的顯達多有評論和感慨。如虞集稱董氏“子孙之能长久也”[29]，“忠誠淳古，見信於朝廷，始終如一，百十年來，諸父、昆弟至於孫曾，爲列聖信用，親切不異於國人，任使無間於臺省，家法清嚴，孝友正直，則未有若藁城董氏者也”[30]。揭傒斯評論董氏“历数世而愈盛”[31]；吳師道議論：“重臣大家，封爵胙土，爰及子孫，距今且百年，傳者或絶或微，可歴指而數。其蕃胤顯仕，號稱‘獨盛’者，藁城董氏而已”[32]。結合實證研究，可以想見這些都不是誇大溢美的虛言。
儘管我們對董氏家族規模的認識已經大大推進了一步，但距離董氏“二百餘人”的元朝後期規模還是有較大差距的。因此筆者在文章末尾曾坦言“藁城董氏家族世系的進一步復原只能等待更多董氏家族材料的發現。”[33]所幸筆者探尋到了這樣的新材料。
二、《世譜》的發現與基本面貌
書影一《世譜》第1頁
書影二《世譜》第2-3頁
介紹《世譜》的基本面貌需要先從這部家族文獻的發現始末談起。首先，此部《世譜》在元代傳世文獻中是有跡可循的，一般被稱爲《藁城董氏世譜》。虞集撰有《藁城董氏世譜序》[34]，吳澄撰有《題〈董氏家傳世譜〉後》[35]，并存於世。這兩篇文獻是爲《藁城董氏世譜》的序言和跋語，也是傳世元代族譜序跋中的名篇。通過探討這兩篇序跋，歷史學者已在研究中略论《藁城董氏世譜》[36]。但看不到《世譜》本身，這些畢竟都是較爲間接的研究。
其次，元代的大家族由於子孫衆多，加之距今不甚遙遠，往往後裔還生活在現今社會上。他們雖然可能已遠離故土，散居各方，但往往多少還傳承著家族世代留存的歷史記憶與身份認同。因此家族中的有識之士往往會發起家族文化的民間研究和宣傳活動。在高度網絡化的當代，這些民間活動的信息又很容易傳播開來。藁城董氏家族的後裔就是這方面十分典型的範例。因此關於這部《世譜》信息的吉光片羽已經在網絡上有所出現[37]，并引起了筆者的注意。以此爲線索，經過長期的調查，筆者終於與族譜的保存者取得聯繫，并獲准抄錄《世譜》和展示照片。
書影三《世譜》第6-7頁
《世譜》爲線裝抄本，封面藍色并已有裂紋破損，紙張泛黃略有污漬。全譜用小楷書寫，字體樸拙，時有錯字或異體字[38]，共97頁，每頁上端標寫有阿拉伯數字頁碼，應爲當代人所加。譜第1至4頁爲《藁城縣董氏傳家世譜敘》，共約四百字。（見書影一和二）。第5-29頁基本記載元代藁城董氏家族世系（見書影三，顯示爲董文炳長子士元的部分後裔情況），約四千餘字，筆者初步清點，共記錄有元一代董氏成員餘人，是本文主要討論的部分。《世譜》第30頁以後基本記載明清時代董氏後裔的世系情況[39]，對這一部分世系內容的簡要介紹詳見下文。
世系之前，董俊九子（即藁城董氏第二代）各列有小傳，記述其表字、封贈、官職、婚配和子嗣等基本信息。九子各爲相對獨立的單元，各自記錄子孫世系。每一單元中第三代成員各爲祖至以下五世自成一圖。此外，世系圖中每位成員名字之下都以小字標注的方式標寫父系、官職、封謚和子嗣等基本信息[40]。觀察世系本身可知，《世譜》繪製譜系的方法乃是襲用北宋歐陽修、蘇洵所創的“五服圖式”譜法[41]，五世爲一圖，出五世則第五世成員爲祖另繪一圖。
三、《世谱》的真实性考辩
在暸解《世譜》的基本面貌之後，接下來需要明確此部《世譜》是如何保存在大名南盤的，何時抄寫的。這些問題的答案直接關係到核心問題：《世譜》所載是否反映的是歷史事實？
從《世譜》本身的記載，我們可以得到一些有關信息。《世譜》第28頁記載有名“清哥”者，爲董錞第四子，董文忠玄孫。其名下小字注有“後名才興，洪武初年隨父遷居元城縣盤堤村”。清哥有一子名志能，《世譜》第38頁載有志能小傳曰：“志能始移居盤堤村，墓在村西頭路北朝南，立爲始祖。以子貴，贈承德郎。娶陳氏，封安人。才興子也。生五子，分爲五門。”《世譜》此後直到97頁都是記載志能遷居元城縣盤堤村後，其五子芳、馨、蕙、茂、苒在明清時代的五門後裔情況。而經查方志，元城縣在近代已併入大名縣[42]。因此大體可以推知元城縣盤堤村即是今天的大名縣南盤村，或至少距離相近。可知《世譜》第29頁以前所載的元代家族世系譜當是由明初遷居而來的志能子孫帶到南盤的。但現存《世譜》是否是元代原譜或抄本呢？這主要取決於這部分《世譜》抄寫時間的判定。實際上，抄寫時間在《世譜》中是十分明晰的。《世譜敘》後有數行題款，分別爲“大元至元己卯秋八月壬辰孫男鑰百拜書”、“大明萬曆壬午春正月己巳孫男錠沐手復書”、“大清嘉慶甲子夏四月己巳孫男調順抄沐手重復書”，可見傳抄有序。據題款所記，《世譜》由董鑰撰於元代後至元五年（），後在明萬曆十年（）和清嘉慶九年（）分別由董錠和董調順兩次重抄。因此我們根據題款暸解到的是《世譜》紙本實際是清嘉慶抄本，系從元代古譜累抄而來。
大致明確《世譜》實際抄寫於清嘉慶朝，那麼證實《世譜》記載的元代董氏世系的歷史真實性問題就變得十分迫切。首要找到《世譜》與元代歷史文獻的相互印證處纔是可信的證明。因此《世譜》與傳世文獻的比對研究分述於下：
（一）首先是《世譜》篇首約四百字的序言。關於序言的撰者，序中稱：“鑰自幼時，先公命讀書，慨然知吾祖宗有勛王室，忠孝成家。”另前述第一行落款即爲“孫男鑰百拜書”，綜合可知序言爲董鑰所撰。案董鑰在元代歷史上實有其人，並且也是藁城董氏家族第五代成員中留下記載較多的一人。董鑰曾撰有《董氏傳家錄》一書（以下一般簡稱《傳家錄》），吳師道撰爲該書所作序即稱“今正獻公之曾孫，監修國史府長史鑰著《董氏傳家録》”[43]。之後董鑰歷任宣徽院判官[44]、宣文閣授經郎[45]、太常禮儀院判官[46]、中書省員外郎[47]、樞密院僉事[48]、廣東廉訪使等職[49]，傳世文獻中皆斑斑可見。總之，董鑰雖然仕宦事跡豐富，但有關記載卻散見各處文獻，目前尚未見董鑰碑傳墓誌傳世。因此數百年後遠在大名南盤的董氏族人若無元代古譜爲本，當是杜撰不出這個人物的。
另外細讀序文，可以看到其中與文獻記載相合之處甚多。擇要述之，如序言開篇即言：“《董氏世谱》，学士虞公撰；《家传》，参*元公撰”。這里涉及的便是兩篇董氏家族文獻，並且皆有據可查。虞集撰有《藁城董氏世譜序》存世[50]。吳澄《題〈董氏家傳世譜〉後》更言：“《藁城董氏家傳》，元明善撰；《世譜》，虞集撰”[51]，即與序言一致[52]。另序言中又追訴董氏家族崛起於“乙亥”，這就與《董俊神道碑》中所載董俊歸降蒙古時間：“乙亥，王師南下，公審去就，率衆欵附”相一致[53]。因此脫離元代的社會文化和時代背景而寫出這樣一篇序文是比較困難的。
此外，序言的謄寫格式也值得注意。文中凡“王室”、“國”字樣均換行提格，高出全文（見書影一、二），以示對元廷的尊崇。這當不會是清代的發明，而是累抄過程中“如式繕寫”的結果。此亦間接證明《世譜》於萬曆、嘉慶間兩次抄寫的源頭是元代後期董鑰所修原譜。
（二）序言之後，《世譜》較爲完整記錄了董俊九子之下的子孫譜系。經與現有的研究根據傳世文獻已經復原的世系比較[54]，絕大多數世系排列和家族人物都是相吻合的，這說明《世譜》記載是基本與傳世文獻相一致的。限於篇幅，文中便不再展開例舉。但更引人注意的是，筆者以往研究董氏世系過程中遭遇到的疑惑，面對《世譜》完整的記載，往往有疑云顿釋之感。現擇有典型性的三則論述於下：
(1)《常山貞石志》收有《提舉天賜場鹽使司事董公墓碑》一碑，董守庸書，碑主名不詳，爲元統三年子董德義立；還有《江南湖北道廉訪副使董公神道碑》一碑，張國維書，碑主名亦不詳，爲同年子董德善立石[55]。兩碑當時均立於藁城。筆者對此兩碑曾感到疑惑重重。首先，董姓人之碑立於藁城，並且明載由屬於董文忠一系後裔的董守庸書碑，可以判定與董俊一族必不無關係。但另一方面，傳世文獻中所記董氏成員並無身份可對應者。據文獻記載，藁城董氏第二代名從“文”，第三代從“士”，第四代從“守”，第五代從“金”旁，第六代從“臣”等等。因此立碑二人的名字，“德義”、“德善”并不符合已知藁城董氏成員的命名規律。當時筆者只能暫時判定或應是董俊遠親的後裔族人，也在藁城生息[56]。而核查《世譜》，其中明載有名“董珪”者，爲董守約之長子，董文用曾孫[57]。“董珪”名下小字注即爲“天賜場提舉”[58]，長子即爲董德義。同頁另有名“董璧”者，小字注任“廉訪司副使”，長子即爲董德善。如此四人的情況與《常山貞石志》所記別無二致。由此確認此四人確爲藁城董氏後裔，只是命名方式與多數董氏成員不一樣。這也從一個具體細節角度證明了《世譜》的真實性。
（2）董俊九子中，文毅、文進兩系因爲目前未見到碑傳墓誌存世，其後裔情況基本茫然不知。珍貴的是《世譜》中對這兩支的世系脈絡情況同樣記載詳晰。但因爲缺乏傳世文獻的佐證，這部分信息的真實性難以得到直接支撐。但仔細探查之後，筆者發現其中仍有一些記載有跡可循。如《世譜》中文毅子孫的譜系中記載有名“董守游”者，爲士儀長子，文毅孫，小字注其任“衢州府推官”[59]。而筆者核查《（天啟）衢州府志》元代宦跡部分中確實載有“董守游”一人，於元順帝元統二年（）任衢州推官[60]。另查《（嘉靖）真定府志》亦載“董守游，守恪弟，泰定初爲衡州府判官”[61]。已經確認守恪爲藁城董氏成員，士珍子，文忠孫[62]，則《世譜》中的“董守游”當與方志中載爲一人。因此《世譜》中文毅系記載的歷史價值可見一斑。
（3）《世譜》中載有名“董銓”者，列爲守愚子，士選孫，小字注其任“刑部尚書”[63]。此人並不見於藁城董氏的碑傳資料，但在傳世歷史文獻中可以找到相對應的記載。《元史·順帝紀七》載至正十三年（）二月，順帝“命刑部尚書董銓等與江西行省平章*事火你赤專任征討之務，便宜從事，遣使先降曲赦，諭以禍福，如能出降，釋其本罪，執迷不悛，克日進討。”[64]周霆震《送吳縣丞赴江西省掾並序》一文又載：“至正十有六年春，董銓、黃昭二尚書暨廉使吳公當奉詔平戎江西。”[65]羅倫《跋文昌朱義士墓碑後》亦載：“朝廷遣尚書董銓、黃釗，廉使吳當平寇江西。”[66]方志中也有記載，《（嘉靖)藁城縣志》載“董銓”所任即爲“刑部尚書”[67]。以上記載皆可與《世譜》對應。
（三）筆者在以往根據傳世文獻稽考并復原董氏世系時，常常因爲傳世文獻記載的缺陷而不得不借用其他方法來“推測”世系關係，如依靠軍職的世襲、謚號和官職的線索、名字的關聯以及其他史料的佐證等等。面對《世譜》這樣較完整的譜系資料，筆者很多推測得到了證實，這從另一個方面找到了《世譜》與傳世文獻的對接點。擇典型者分幾點論述於下：
（1）元朝軍職是以家族內部世襲爲主要任官方式，“軍官與民官不同，父子兄弟許其相襲，此世祖定制”[68]。在缺乏父系記載的情況下，根據所任軍職的關聯性推斷父系，不失爲一種有效方法。並且藁城董氏家族成員長期在侍衛親軍中擔任將帥，對於軍職的世襲也有明確的記載，如“當時之制：諸勛臣之族，不得并統兩軍爲萬戶。惟董氏兄弟并爲兩衛帥，親信之異數也。”[69]因此筆者在研究中曾根據“董宗臣”任職爲“右衛指揮使”[70]，判斷董宗臣爲董守仁之孫，董鑄之子[71]。而《世譜》記載證實了這種判斷，明確記載宗臣爲鑄第三子[72]。《（嘉靖）藁城縣志》中記載有“董鐸”、“董續臣”兩人，任職均爲“左衛千戶”[73]。因此筆者判斷董續臣爲董鐸之子。這在《世譜》中也記載明確，董續臣爲董鐸獨子[74]。
又如《常山貞石志》中收《董文用神道碑》錄文中記載文用孫輩名諱缺字甚多，父系多不明。其中載孫守敬任“□都威衛副都指揮使”[75]。筆者曾結合吳澄《董文用墓表》中所載推斷董守敬所任爲“右都威衛副都指揮使”[76]。這一結論可以在《世譜》中找到明確記載[77]。而《董文用神道碑》已明載文用孫董守緒任左都威衛指揮副使[78]。已知文用次子士亨任東宮侍衛親軍指揮副使[79]，該支衛軍即爲左都威衛前身[80]。因此筆者又判斷守敬、守緒爲士亨子[81]。《世譜》中對此亦可以證實，載士亨有兩子，分別爲守敬、守緒[82]。
再如據董文直子士表的碑傳，其曾孫輩有十人，但不清楚父系關係。而其中的董謙臣、贊臣在《（嘉靖）藁城縣志》中載爲分別任“宣忠副指揮使”、“洪州萬戶”[83]。已知董士表孫董鈞曾任宣忠扈卫亲*副都指挥使[84]。筆者曾推斷謙臣爲董鈞子、贊臣爲董釗子[85]。這一觀點在《世譜》中也得到證明，明確謙臣爲董鈞第三子，贊臣爲董釗長子[86]。
（2）虞集撰有《董鎔字說》一文，中載：“藁城董氏有賢胄，其名曰‘鎔’，則忠獻公之曾孫、忠宣公之孫，今湖南元帥之子也。”[87]筆者根據謚號“忠獻”、“忠宣”和官職“湖南元帥”等線索推測董鎔應爲董文炳曾孫、董士選孫，董守慤之子[88]。而《世譜》明載董鎔爲守慤子[89]，官任遼州同知，仕宦信息與《（嘉靖)藁城縣志》一致[90]。
（3）在董氏世系關係的確定過程中，參考名字的關聯性也是一種有效方式。如《董文用神道碑》中其諸孫名字磨泐嚴重，能識者無幾[91]。但屠寄根據自己所見拓本曾列出八人之名[92]，其中有名“守紘”、“守纓”者。根據“紘”、“纓”兩字相對[93]，筆者判斷兩人爲一父所生[94]。而今見《世譜》，明確記載守紘、守纓爲爲董士恒長、次子[95]。可爲《世譜》歷史真實的又一證據。
（4）在復原董氏家族世系的過程中，還可以參考與董氏聯姻家族的資料進行辨證，但其中也會遇到記載牴牾之處。如《元史·陳孚傳》中記載“女長媯，適藁城董士楷，太常禮儀院太祝守緝之母也”[96]。意指董守緝爲董士楷之子。但出土《陳孚壙誌》又明載陳孚長女“適董士方，少保忠穆公之季子”[97]。這里董守緝又成爲董士方之子了。憑藉現有材料，這一懸案是無法解決的。但查閱《世譜》，其中明確記載董守緝爲士方長子[98]。因此可以基本判斷《元史》中的有關記載爲誤。
（四）除了上述《世譜》中的記載與傳世文獻的吻合之處外，實際上《世譜》中還有很多新出現的記述不見於文獻記載。但其中的詞彙信息往往具有鮮明的元代特色，可以體現這一清代抄本當有其元代淵源。擇要分述兩點：
（1）專有官職。《世譜》中有一些記載的董氏成員目前不見於傳世文獻，爲我們暸解到的歷史新知。雖然暫時找不到文獻的依據，但這些成員名下往往有小字注文，其中部分職官信息爲具有鮮明元代特色之官職。試舉幾例。如董文用孫守紳所任爲“福州新軍萬戶府上千戶”[99]。“福州新軍萬戶府”爲元廷於至元二十七年（）在福建地區所設立的鎮戍軍府，如《元史·外夷傳三》載：“（貞元三年）九月，高興遣省都鎭撫張浩、福州新軍萬戶張進赴瑠求國，禽生口一百三十餘人”[]，既是正史對福州新軍萬戶府的記載。“福州新軍萬戶府”又簡稱“福新萬戶府”，《（弘治）八閩通志》載福新萬戶府下有六千戶翼，第一翼即爲上千戶翼[]，即爲董守紳曾任千戶的軍隊[]。又如《世譜》還載有名“董鉼”者，爲董守遜子，董文忠曾孫。其所任官職爲“法物庫大使”[]。案“法物庫”在宋代已有，所掌爲“諸司儀仗之名物”[]。而法物庫官稱爲“大使”當是金元時代的事情了[]。如《元史·職官志一》載：“（侍儀司）其屬法物庫，秩五品。掌大禮法物。提點一員，從五品；大使一員，從六品”[]。再如《世譜》中載名“董德愽”者，爲董琛子，董文用玄孫，其所任爲“大名路織染提舉”[]。元代官辦手工業發達，大名織染提舉司即爲其中機構之一，長官爲提舉[]。類似的還有《世譜》中載“董”任“中山織染局副使”[]，也屬同樣情況，不再贅述。
以上幾例僅是《世譜》中衆多官名中的一小部分，但通過對這些範例的研究可知《世譜》中所載官職基本多是在元代*治史上確實存在過，而不大可能出於後人的“創造”。這也間接證明《世譜》的抄寫當有元代古譜的本源。
（2）乳名。《世譜》中新出現董氏成員的名字除了符合家族各代命名習慣的正式名外，還有相當一批應當是乳名[]。當是元代後期修譜這些成員還未成年。而實際上董氏傳世家族文獻中也有記載乳名的現象[]，可以作爲旁證。這些乳名往往具有醜名賤名的色彩，多是元代人所常用的，在傳世文獻中亦可以找到佐證，現擇一二述之。如董文炳玄孫中有名“安驢”者[]，董文直玄孫中有名“瘦厮”者[]，《通制條格》中都可以見到相同名諱[]。再如《世譜》中載董文毅玄孫有名“淮安奴”者[]，董文直五世孫有名“江山奴”者[]。以“奴”爲名的現象在中國古代基層社會可謂源遠流長[]，而在元代不僅作爲乳名，以“奴”字爲正名的現象也是俯拾皆是，不勝枚舉，在社會上層則多見於非漢族群體[]。
因此《世譜》中的部分記載即使找不到傳世文獻的印證，也並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同樣是根植於元代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非後人臆造所能成。而這些新記載更是《世譜》史料價值之所在。另如前所述，元代世系實際只佔《世譜》的一小部分。其後佔多數篇幅的明清時代世系表同樣也可在豐富的明清文獻中找到驗證[]。這證明大名南盤藏《世譜》整體上都是較爲可信的族譜資料。另值得一提的是，筆者發現《世譜》中除明清時代的大名南盤董氏後裔外，還記載了一些明代前期藁城故地的部分董氏家族世系，也可與文獻找到對應[]。
而以上通過四大類論證意在證明《世譜》不大可能出於後世的杜撰，而可以確信累抄自元代後至元年間董鑰所續修譜。在這一堅實結論基礎上我們還可以做進一步的推論。因爲在元代董鑰與明代董錠落款間並沒有其他題名，因此我們可以推測，董鑰的《世譜》稿本或在元末明初由董錞子孫攜往大名，成爲當地董氏後裔修譜的基礎。
在明確《世譜》的歷史真實性之後，還有些文獻學意義上的問題需要解答。《世譜》的文獻源流是什麼？它反映了董氏家族文獻怎樣的面貌？下面就這一問題進行簡要的考證。
四、《世譜》的文獻源流及與《傳家錄》之關係
作爲元代“大根腳”*治家族的完整譜系，《藁城董氏世譜》並不是一部默默無聞的基層家族文獻。相反，《世譜》有著較爲豐富的文獻記載，表明其在元代家族文獻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如前所述，據文獻記載，《世譜》最初是由虞集所撰。吳澄所書：“《藁城董氏家傳》，元明善撰；《世譜》，虞集撰”[]，即是例證。虞集自己爲《世譜》所作序幸而保留在其文集中，給我們提供了《世譜》的成文始末和體例情況的概要信息。其言：
吾於國家功臣之系，得藁城董氏功德事狀，思見其子孫之能長久也。乃爲録而序之，以附其《家傳》，使其後之人猶有考於其本，而知所維持焉，則庶幾先王之遺意也。譜曰：“董氏出董父者，以字爲氏。出陸終之子參胡者，姓董，以姓爲氏。其在藁城者，墓有遺石，表曰：“御史大夫。”然中更亂離，不知何代人，亦不知其所自氏。今定譜，自其可知者，世别而備書之[]。
這一段話告訴我們關於《世譜》的幾點基本信息：一、虞集撰《世譜》的基本依據當是抄錄自元廷官修《功臣傳》一類的大宗史傳材料，即所謂“國家功臣之系”。二、虞集撰成《世譜》并自作序言後，是將《世譜》置於《家傳》之後的。這里所謂“《家傳》”當是元明善撰《藁城董氏家傳》，今天還保存在《國朝文類》中[]。因此《家傳》、《世譜》先後修成後，兩者是合爲一書的。故吳澄在《世譜》後所撰跋文是稱《題〈董氏家傳世譜〉後》[]。這里的《董氏家傳世譜》便當是這兩部家族文獻的合訂本。三、關於《世譜》的體例內容情況。虞集言：“今定譜，自其可知者，世别而備書之”。這說明《世譜》追溯董氏先祖是從“可知的”祖先開始，這恰與《家傳》中所言：“第其譜諜無徴，不知世所自出。其可知者：徽生哲，哲生昕，昕生俊，俊是爲龍虎公”一句相對應。因此虞集所修《世譜》中記載祖先當是從董徽開始的。虞集又言其撰《世譜》的方法是“世别而備書之”，我們理解即是按照輩分區分而完整得記錄董氏成員。對於两種文獻，吳澄在跋文中也評論道：“《傳》詳核，《譜》簡明”。大名藏《世譜》中的譜系圖正是採取十分簡明的形式（參見書影三）。這些文獻記載的特徵都與我們今天看到的《世譜》相吻合。但今天看到的《世譜》并不能完全等同於虞集所撰《世譜》。而當是在虞集《世譜》基礎上續修而成的。而涉及續修者便要再度提起《世譜敘》的作者董鑰。
關於董鑰，不得不提到文獻記載中另一部知名的董氏家族文獻：《董氏傳家錄》。董鑰曾撰作《傳家錄》一事，由於吳師道《董氏傳家錄序》保存下來而爲人所知（以下簡稱《吳序》）。此序言曰：
今正獻公之曾孫，監修國史府長史鑰著《董氏傳家録》，謂諸公爲董氏紀載者，有《世系》，有《家傳》，固可即是而考其本末矣。然二書之所不及者，亦不能無也。乃以譜系列於前，而復以墓道之碑、贈謚之制與夫行述、謚議、遺愛、逸事之文，纂輯比次，凡《傳》、《譜》之未備者，於此有考焉。夫史臣之體，程其巨細，兼包互舉，義存筆削，其立法也嚴。若夫孝子慈孫，所以振揚其先，將無所不用其極，雖一言一行之涉於見聞者，皆當並存而無遺。所以隆孝愛之至情，備一家之私記，則雖詳且多，不厭矣。長史之爲，其有合於此義也。夫使凡董氏之族，覽之而朝夕惕厲，以無忘先人之豐功盛烈，繼繼承承，與國無窮。是編所載，當不止是，董氏之慶，其可量哉！[]。
而《世譜敘》中，董鑰則稱：
《董氏世譜》，學士虞公撰；《家傳》，參*元公撰。……兩公爲（無）[吾]董氏勤矣哉。及參諸碑誌，考諸幽銘，凡所采摭，亦未能盡合於公而去取之也，鑰竊病焉。與其櫛去而導存，不若以得本文以概見之也。於是萃墓表、銘狀而日抄之，總若千萬言，以附於各公之下，雖於武功文德大綱節目無能有所發明，然使子孫讀書者皆知吾祖宗成家之難、報國之忠。自顕迄今七世矣，可不競競業業，以守滿盈；又豈敢以簪纓世家爲美名，荒其志氣，以驕人哉？唯當思其澤將斬，泰將否，朝乾夕惕，一舉足而不敢失，曰：“吾先祖無是言也。”若是天相吉人，積善必報。于是乎澤將斬而復續，運欲玷而終泰，綿綿不已。忠孝所積者愈益顯。[]
對照這兩篇序言，會發現針對董鑰撰述特征的描述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如關於《董氏傳家録》的內容和編撰上，兩序中頗能找到諸多對應之處。為簡明扼要，茲製兩序對應表如下：
表1吳師道《董氏傳家錄序》與董鑰《藁城董氏世譜敘》內容對應表
據以上表格，筆者可以推斷兩篇序所言的著述當系一事。那麼可以明確董鑰於後至元五年抄寫并可能續修《世谱》的行爲，是其《傳家錄》撰述的一部分。換言之，即可以認爲這部《世譜》是《董氏傳家錄》的第一部分。而這一點其實在《吳序》中已經有所提及，即所謂“乃以譜系列於前”。故我們可以明確《傳家錄》實際包含《世譜》，其較前部分當即爲抄入的《世譜》。《傳家錄》之後內容方是董鑰輯抄自各種文獻的家族材料。他以董氏各成員爲綱，將材料記入各人名下，以如此形式排列成爲《傳家錄》後面部分[]。這讓我們對《傳家錄》體例結構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千頃堂書目》著录《藁城董氏傳家錄》爲五卷[]，則可知其大概篇幅。或許《傳家錄》首卷即爲《世譜》。
而我們今天所見的嘉慶抄本《藁城董氏世譜》的內容也當不僅僅是董鑰編輯《傳家錄》時收入的版本。因爲吳師道在《傳家錄序》中言當時董氏家族“迨今七世，且二百餘人”，者最大可能是吳師道針對當時所見《世譜》中記載的成員規模所言。而經過筆者對現存《世譜》的初步清點，共記錄有元一代董氏成員約人[]，超過元後期“二百餘人”之數量，當更為接近到元末明初的家族總體規模。則可知《世譜》在收入《傳家錄》後還經過了續修，時間較大可能是在元朝末年。而這個收入《傳家錄》的《世譜》版本在經過續修之後，又被董錞子孫攜至大名，以累抄的形式保留至今。能保存下來較大可能性是其篇幅較小，並且具有傳承家族世系的重要功能。而惜《傳家錄》中後面篇幅較大的材料輯錄，筆者目前尚沒有探尋到。
五、《世譜》所載董氏家族信息的歷史價值
通過以上的論證，我們基本可以確信《世譜》的真實性，也明確現存《世譜》當來自於董鑰撰《傳家錄》。那麼《世譜》的歷史價值具體在何處呢。據筆者淺見，擇要者分述兩點於下。
（一）《世譜》既然主體是董氏家族世系的載體，首先就應該探討《世譜》對於元代藁城董氏家族世系等基本信息的補正。這是《世譜》最明顯層次的歷史價值，也是直接提供歷史新知，將我們已有知識前推的地方。
如前述，初步清點《世譜》共記錄元代董氏成員約人[]，並且基本全部知道名諱[]，而且其中約人是不見於現存董氏家族碑傳文獻的。這一巨大而確實的記載數量較之筆者之前據多種文獻所推測出董氏成員總數人，知名諱者人的世系狀況無疑較大推進了一步。《世譜》中董氏各世代的記載人數與已有研究數量對比製表如下：
表2原已知董氏家族成員數量與《世譜》記載數量對比表
由以上對比可知，《世譜》記載董氏各世代成員數量不僅衆多而且分佈較爲均勻[]，基本符合家族人口繁衍的一般規律，極大豐富了我們對藁城董氏家族這一元代著名*治家族的整體認識。
較之傳世文獻對董氏世系的不完整記載，《世譜》中的記載多補缺拾遺，合成完璧。而《世譜》具體提供給我們關於董氏家族世系哪些歷史新知呢？筆者限於學力，只能就初步所見的一些重要補正進行簡要介紹，留待以後深入研究。下面主要分爲對董氏碑傳和地方志兩大類文獻的補正，分述於下：
1．對董氏碑傳文獻記載的補正。藁城董氏家族的碑傳文獻在元代衆多*治家族中號稱豐富[]，但其對於董氏家族成員的記載隨著時間的推移，缺漏越多。董氏第一代董俊和第二代“文”字輩成員較少，碑傳與《世譜》記載無異。但從第三代“士”字輩開始，依靠碑傳已難以暸解世代全貌了[]。幸而有《世譜》的記載可以填補其中的缺環。《世譜》能彌補碑傳文獻之處衆多，現僅擇其一二述之：
（1）董士選爲董文炳次子，董氏三代中的名臣。《董士選神道碑》記載他有十子，爲守恕、守愚、守願、守慤、守思、守惠六人，後四子未書名諱[]，或因爲尚幼。碑文記載守惠過繼於董士秀爲後。而清代金石家沈濤在《董守恕墓碑》後的案語[]，還有《元史·董士選傳》都提及了士選子中有一人名“守忠”[]，殊爲難解。但參考《世譜》所記，士選名下列有九子，加上過繼於士秀的守惠，恰好十人。並且補出後四子名爲守懋、守憲、守慰、守慮，並且小字注守懋任浙江廉使，守慰任??州知州[]。其中並無守忠一人，是否爲《元史》誤記，沈濤所見爲何，其中是否有發覆之處待考。
（2）《董文用墓表》記載文用孫輩數目有“十七人”之多[]。而《常山貞石志》中所收錄《董文用神道碑》拓本錄文本應收有諸孫名諱與任官情況，但不幸磨泐嚴重，缺損難識。可見者惟守敬、守緒、守綸、守紹、守信五人[]。參考前述屠寄在《蒙兀兒史記》中的注文，還可增加守紘、守纓、守約、守緝四人，共九人。尚有八人不明。根據研究，可知其中包含董士亨二子守敬、守緒[]。董士亨後過繼於董文蔚爲子[]。而參考《世譜》中所記，文用孫共十九人，再加入過繼給董文蔚的士亨二子，共二十一人，父系全部明確。當是立碑以後人口有所增殖。但《神道碑》磨損碑文中的“守信”不見於《世譜》，是錄文辨識有誤或其他原因待考。但更重要的是《世譜》補出守經、守緯、守績、守繼、守綱、守紀、守綄、守綖、守紳、守純、守緼、守繹、守?十三人的名諱，並且其中部分是有仕宦信息的，如守績任侍衛副都指揮使、守紹爲征行千戶、守紳任福州新軍萬戶府上千戶[]，這些都是具有元代特色的官職。不但證明了《世譜》記載的真實性，也爲繼續深入研究提供了線索。
2.除了敘事系統的碑傳文獻之外，記述董氏人物另一個來源就是地方志，其中重點是《（嘉靖）藁城縣志》與《（嘉靖）真定府志》。這些方志提供了不少零散的董姓人物的基本信息，根據方志記載中的多種特征可以判斷其爲元代藁城董氏成員[]。但這些人物的世系位置並不清楚，方志記載多沒有族譜那樣的家族屬性。而《世譜》多可以將這些游离在董氏家族外的“散兵游勇”逐一“收編”和“歸位”。試舉幾例於下。
《（嘉靖）藁城縣志》中載有名“董守正”者[]，所任爲“侍衛千戶”，其名字中帶“守”字，且與衆多藁城董氏成員並列，可以推知同屬一族。但不知其世系所屬。姚燧撰《贺仁傑神道碑》中载贺仁傑三女嫁於“今参知*事董士珍子守正”[]。似乎守正爲董士珍子。但董士珍神道碑文存世，其所載六子明確中無“守正”[]。這一矛盾殊爲難解。而據世譜，記守正爲董士元次子[]。則其任“侍衛千戶”也可知爲所襲士元一支的軍職，較爲合理。據董士元夫人碑誌中所載其四子無“守正”，但有記“武節有次室曰張氏夫人，禮遇殊厚，生男、女各一，教育嫁娶，不異己出”[]。因此可以推斷守正當爲張氏所生。而贺仁杰碑志中的记录或为四库馆臣辑入《牧庵集》时笔误所致[]？只能待考。類似的，《藁城县志》还记载有董镇、董鐸、董鏜等人[]，不知支系。參考《世譜》，董镇爲董守仁次子，士元孙；董鐸爲董守正長子，士元孫；董鏜爲董守緒子，士亨孙[]。三人父系全部明晰。實際上，《世譜》對於傳世文獻記載的補充不勝枚舉，只能簡要述之。
（二）《世谱》除明确记载了三百多位藁城董氏成员及其世系關係外，还一并记载了入仕成员的仕宦信息，涉及元朝多方面官署系統。这些信息很多可以补传世文献之阙，對於我們深化元代*治史和制度史研究具有一定價值。如以世襲性較強的軍職系統爲例。據筆者對傳世文獻記載的梳理，董氏家族文獻記載的曾任軍職的成員約有15人，家族掌握的世袭*职主要有五：（1）右卫亲*；（2）前卫亲*；（3）洪泽屯田万户府；（4）左都威卫；（5）宣忠扈卫[]。而《世譜》對此有較大補正，共記載出任軍職者34人，還補出了一些新的世襲軍職，如福州新軍萬戶府上千戶等等。《世譜》中的衆多仕宦信息對於我們深入研究*治家族在元朝國家*治結構中的位置、脈絡、資源與發展過程都提供了新的信息，彌足珍貴。
六、結語
以上僅將河北大名藏《藁城董氏世譜》的真實性、文獻源流與歷史價值進行了一番簡要的考證。雖然此部《世譜》記事簡略，但相信結合更多史料還有進一步深入的空間[]。更爲重要的是，大名藏《藁城董氏世譜》的重現於世只是拉開了董氏家族譜牒發現工作的序幕[]。
如前述，藁城董氏在元代是*治大族，其族譜也是在傳世文獻中留下記載的著名譜牒。因此除去內容信息本身的歷史價值之外，筆者認爲《世譜》的發現還具有兩重意義。首先，《世譜》的發現對於元史研究模式的突破性作用。《世譜》少有地向世人展現了一個元代“大根腳”*治家族較爲完整的世系概貌和仕宦信息，這在過去是較少出現的[]。對於之後深入研究元代*治史和社會史當具有一定價值。其次，此部《世譜》的重現在中國譜牒學上也具有一定示範性意義。據學者統計元人文集中的譜牒序跋所稽考出的元代族譜共二百餘種，其中南方家族所修譜牒佔據多數[]。由此可見元代北方修撰的譜牒本來就相對有限。而且能留存至今的元代族譜更是罕見，“只能個別發現且很難看到”[]。據統計，至今可以看到的宋元族譜合計僅約20種[]，其中元代族譜主要集中在處於南方的徽州地區[]，多爲地方家族谱牒。因此像《藁城董氏世譜》這樣世居華北的元朝國家上層大族之譜牒，其發現和公佈在元史和中國族譜學領域的價值意義相信也是難以忽視的。本文仅是初步的考證與探究，《世譜》更大的歷史價值還有待進一步發掘。也如筆者曾經坦言的那樣，希望會有更多元代*治家族的新材料被發現和研究。最後筆者將元代《藁城董氏世譜》輯校於下，並加以簡要注釋，作爲附録公佈，以方便學者研究引用。
附錄：河北大名藏元代《藁城董氏世譜》清嘉慶抄本輯注
輯注凡例：
1.以下録文整理自河北省大名縣南盤村所藏《藁城董氏世譜》清嘉慶抄本第1-29頁，基本爲元代藁城董氏家族世系[]。
2.原世系爲世系圖形式，具體樣式見書影三。爲節省篇幅和，世系錄文改爲表格形式。如某一支規模較大，成員衆多，則單獨製表；人數更多者分爲兩表。如幾支人員均較少，則合爲一表。成员名均以黑体大字标寫。
3.爲說明家族結構，筆者加上家族系支標注，系標注置於符號中，支標注置於[]符號中。
4.文字顯誤，徑改不出校。錯字以（）符號標識，並縮小一號字體。正確字以[]標識。异体字者，改爲规範体。
5.《世譜》漏抄之處，以“缺”字標寫。無內容者以“無”字標寫。
6.《世譜》所載不見於傳世文獻記載的董氏家族成員或成員的仕宦、封贈記載，以下劃線標識。有的成員在傳世文獻雖有零星記載，但家族所屬或父係關係不明確，憑藉《世譜》可以確知家族關係者用下劃波浪線標識并出注说明。這些標注可以明確《世譜》所提供的歷史新知。
7.元代藁城董氏家族中仕宦比較顯達的成員與其記述文字，錄文中不再出注。其情況可詳見拙文《元代藁城董氏家族世系補正》（後文簡稱《世系補正》）。
藁城縣董氏傳家世譜敘
《董氏世譜》，學士虞公撰；《家傳》，參*元公撰。鑰自幼時，先公命讀書，慨然知吾祖宗有勛王室，忠孝成家。自乙亥迄今，子子孫孫不忘先世之功者，是《譜》、《傳》之有致也。嗟乎！兩公爲（無）[吾]董氏勤矣哉。及參諸碑誌，考諸幽銘，凡所采摭，亦未能盡合於公而去取之也，鑰竊病焉。與其櫛去而導存，不若以得本文以概見之也。於是萃墓表、銘狀而日抄之，總若千萬言，以附於各公之下，雖於武功文德大綱節目無能有所發明，然使子孫讀書者皆知吾祖宗成家之難、報國之忠，自顕迄今七世矣，可不競競業業，以守滿盈；又豈敢以簪纓世家爲美名，荒其志氣，以驕人哉？唯當思其澤將斬，泰將否，朝乾夕惕，一舉足而不敢失，曰：“吾先祖無是言也。”若是天相吉人，積善必報。于是乎澤將斬而復續，運欲玷而終泰，綿綿不已。忠孝所積者愈益顯。吁！《譜》、《傳》既在，今復纂錄，雖連不韙之罪，蓋亦不得辭焉者也。
大元至元己卯秋八月壬辰孫男鑰百拜書[]
大明萬曆壬午春正月己巳孫男錠沐手復書[]
大清嘉慶甲子夏四月己巳孫男調順抄沐手重復書[]
文炳，字彥明。資德大夫、中書左丞、僉樞密院，拜平章參知*事，贈金紫光祿大夫[]，宣忠佐運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封趙國公，謚忠獻[]。娶趙氏、兀氏、該氏、王氏、樊氏，俱封國夫人，忠（列）[烈]公元子也，生三子。（第六頁）
文蔚，字彥華，武衛上將軍[]、侍衛親軍千戶府君，佩金虎符[]。娶李氏，封夫人。忠（列）[烈]公第二子也，生一子。
文用，字彥才，任翰林學士承旨、資德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贈宣佐理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少保、兵部尚書、封趙國公，諡忠穆。娶王氏、周氏，俱封趙國夫人。忠（列）[烈]公第三子也，生七子。
文直，字彥正。擢藁城縣令兼諸都鎮撫司，掌國符信，佩金虎符。娶楊氏，封夫人，忠(列)[烈]公第四子也，生一子。
文毅，字彥強[]，中順大夫[]、荊湖北道宣慰副使[]。娶鄭氏，封安人。忠（列）[烈]公第五子也，生四子。
文振，忠（列烈公第六子也，早逝。
文進，字彥昇[]，擢順德府判官[]，娶周氏、張氏，封安人，忠（列）[烈]公第七子也，生三子。
文忠，字彥誠，資德大夫、僉書樞密院事，典瑞卿，贈光祿大夫、大司徒、封壽國公，謚忠貞，加贈體仁保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仍謚正獻。娶顧氏，封壽國夫人，仍封趙國夫人。忠（列）[烈]公第八子也，生五子。
文儀，忠（列烈公第九子也，早逝，缺。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元代藁城董氏研究”（批准号：19FZSB）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大名董全安先生、石家莊董立夫先生和藁城董六順先生爲筆者抄錄《藁城董氏世譜》提供了幫助和便利；寫作過程中，又承蒙張帆教授、劉曉教授、烏雲高娃研究員、阿風研究員和張國旺副研究員提出重要修改意見，誠摯感謝！
向上滑动阅览注释
[1]宋子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耶律楚材著，謝方點校《湛然居士文集·附錄》，中華書局，年，第頁。
[2]魏初《重修北嶽露臺記》，《青崖集》卷三，永瑢、紀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一一九八冊，臺灣商務印書館，年，第頁下。
[3]魏初《故總管王公神道碑銘》，《青崖集》卷五，第頁下。
[4]如元代文人姚燧曾稱：“至元之元，出省臣三，罷世侯，置牧守。”見姚燧《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蘇天爵編《國朝文類》卷六十，《四部丛刊初编》影元至正二年（）杭州路西湖書院刊本，第39頁。
[5]吴师道《董氏傳家録序》，吳師道著，邱居里、邢新欣點校《吳師道集》，吉林文史出版社，年，第頁。
[6]《元史》卷一四八《董俊傳》，中華書局，年，第-頁。關於董俊的研究，另可參考孫克寬《藁城董氏本末》，《元代漢文化之活動》，臺北中華書局，年，第頁；蕭啟慶《元代幾個漢軍世家的仕宦與婚姻》，《內北國而外中國》，中華書局，年，第頁。
[7]董文炳事跡詳見王磐《趙國忠獻公神道碑》（即《董文炳神道碑》），《（嘉靖）藁城縣志》卷九，《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二九二冊影印明嘉靖十三年(4)刻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年，第1頁上-5頁下；張延《藁城令董文炳遺愛碑》，《（嘉靖）藁城縣志》卷8，第1頁上-第4頁上；元明善《藁城董氏家傳》，《國朝文類》卷七十，第1-14頁。
[8]董文用事跡詳見虞集《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後文簡稱《董文用行狀》），《國朝文類》卷四九，第
頁；閻復《趙國忠穆公神道碑》，《（嘉靖）藁城縣志》卷九，第5上-7頁上；吳澄：《有元翰
林學士承旨資德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加贈宣猷佐理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少保趙國董忠穆公墓表》，《吳文正
公集》卷三四，《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三冊，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年，第頁上-頁下。
[9]董文忠事跡詳見姚燧《董文忠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四部叢刊》影武英殿聚珍本，第78頁；姚燧《僉書樞密院事董公神道碑》，《國朝文類》卷六一，第69-83頁。
[10]揭傒斯《大元定遠大將軍洪澤屯田萬戶贈昭勇大將軍後衛親軍都指揮使上輕車都尉追封隴西郡侯諡武獻
董公碑》（後文簡稱《董士表神道碑》），《常山貞石志》卷二三，第73頁上。
[11]歐陽玄《大元敕賜故資*大夫御史中丞贈純誠肅*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趙國公諡清獻董公神道之碑》（後文簡稱《董士珍神道碑》），沈濤輯《常山貞石志》卷二三，《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十八冊影印清光緒二十三年（）嘉興沈氏刻本，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年，第67頁。
[12]《董士表神道碑》，《常山貞石志》卷二三，第73頁上。
[13]董士選事跡詳見吳澄《元榮祿大夫平章*事趙國董忠宣公神道碑》（後文簡稱《董士選神道碑》），《吳文正公集》卷三二，《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3册影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明成化刊本，第頁下-頁上；虞集《董忠宣公家廟碑銘》，《道園類稿》卷三七，《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六冊影臺北“中央”圖書館藏明初覆刊元撫州路學刊本，第頁下-頁下。
[14]《董士珍神道碑》，《常山貞石志》卷二三，第67頁上。
[15]董守簡事跡詳見黃溍《御史中丞贈推誠佐治濟美功臣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事柱國追封翼國公諡忠肅董公神道碑》（後文簡稱黃溍《董守簡神道碑》），《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二六，《四部叢刊》影景元寫本，第頁-頁；虞集《大元故榮祿大夫御史中丞贈推誠佐治濟美功臣河南江北等处行中書省平章*事柱追封冀公諡忠肅董公神道碑銘並序》（後文簡稱虞集《董守簡神道碑》），《常山貞石志》卷二三，第77頁下；蘇天爵《元故榮祿大夫御史中丞贈推誠佐治濟美功臣河南行省平章*事冀國董忠肅公墓志銘並序》（後文簡稱《董守簡墓志銘》），蘇天爵著，陳高華、孟繁清點校《滋溪文稿》卷十二，中華書局，年，第頁。
[16]《元史》卷一一三《宰相年表二》，第页。
[17]《董守简墓志铭》，第頁。
[18]蕭啟慶《元代幾個漢軍世家的仕宦與婚姻》，第頁。
[19]元明善《藁城董氏家傳》，第頁。
[20]吳師道《董氏傳家録序》，第頁。
[21]“根腳”，元代俗語，意指*治人物的門第出身。見權衡《庚申外史箋證》，任崇嶽箋證，中州古籍出版社，年，第頁。
[22]虞集《董守簡神道碑》，《常山貞石志》卷二三，第78頁下。
[23]吳師道《董氏傳家録序》，第頁。
[24]孙克宽《藁城董氏本末》，《元代漢文化之活動》，臺灣中華書局，年，第-页。
[25]袁冀《元代藁城董氏评述》，《元史研究论集》，臺灣商務印書館，年，第页。
[26]藤島建樹《元朝治下における汉人一族の歩み－－藁城の董氏の场合》，《大谷學報》66-3，第14頁。
[27]蕭啟慶《元代幾個漢軍世家的仕宦與婚姻》，第頁。
[28]見拙文《元代藁城董氏家族世系補正》，《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七輯，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頁。
[29]虞集《藁城董氏世譜序》，《道園學古錄》卷五，《四部叢刊》影明景泰翻元小字本，第99-頁。
[30]虞集《江西行省參*董公神道碑銘》（後文簡稱《董守恕神道碑》），《道園類稿》卷四三，《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六冊影明初覆刊元撫州路學刊本，第頁上。
[31]《董士表神道碑》，《常山贞石志》卷二三，第73页上。
[32]吳師道《董氏傳家錄序》，《吳師道集》卷十五，第頁。
[33]《元代藁城董氏家族世系補正》，第頁。
[34]虞集《藁城董氏世譜序》，《道園學古錄》卷五，第99-頁。
[35]吳澄《題〈董氏家傳世譜〉後》，《吳文正集》卷五四，《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冊，第頁上。
[36]見常建華《元人文集族譜序跋數量及反映的譜名與地區分佈》，《史學集刊》年第6期，第32頁；劉曉《元代家族發展略論——以族譜、族田與祠堂爲中心》，《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年第3期，第82頁。
[37]如年至年，大名南盤的藁城董氏後裔董全安在其博客中發佈多篇博文，探討本地所藏一部董氏族譜的內容問題。文中公佈了幾張照片。雖然不甚清晰，不過粗讀其內容已足夠引起筆者的興趣。見董全安《解惑大名南盤〈董氏世系譜〉之一：“虞公”是誰？》，網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