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旅行笔记一 [复制链接]

今年六月初结束旅行之后，一直信誓旦旦要将游记整理出来。直到上周断断续续地读完了蒋方舟的《东京一年》，才惊觉夏天已经过去，那些日子沾染的扶桑国气息，再怎么绕梁三日，也终究是远离了。有读者不买蒋大才女的帐，在书评中痛诉她不接地气，旅居东京时不是逛博物馆就是看画展，对艺术家、作家和各种作品的介绍占据了日记的绝大部分内容，这种变相的吊书袋在罗马、巴黎、纽约都能实现，何必东京？其实读者也不用大动肝火，旅行笔记原本就归属于对生活方式的记录，蒋方舟不懂日语，也不打算学习，显然并非要通过这段旅行融入当地的日常生活。她在序里说得很清楚，这一年对于她来说，是“被迫的认真与被迫的隔离”，东京带给她的是孤独感，这种孤独感让她得以从加速的跑步机式的生活中解脱，重新获得观察和思考力。

不知道是不是现代文明的节奏已经让日常生活面目全非，再难成为严肃的值得观察和思考的对象，以至于要寻入文字和展览中去。但这大概也与观察者本身有关，三毛到南美洲去的时候就抱怨过，因为礼貌，强忍着与手捧十几本关于墨西哥历史、地理和艺术书籍的同胞谈了三个小时的上古和玛雅文化。“他们不讲有生命的活人、不谈墨西哥的衣食住行，不说街头巷尾，只有书籍上诉说的史料和文化。而我的距离和他们是那么的遥远，这些东西，不是我此行的目的……我是来活一场的。”所以她的笔下没有灯火繁华的孤独感，取而代之的是酱汁滴滴答答从手腕边流下的墨西哥卷饼“搭哥”、当地旧货市场里淘来的土著外套“蹦裘”和洪都拉斯乡下挤满猪、花鸡与炉子的青鸟巴士。

我的性情大概更像后者，再加上旅途有耿耿作伴，孤独感难以入侵，顾不上冷静观察与思考，就一股脑地以游客的身份，搅合到街头巷尾的生活中去了。说来惭愧，在出行之前，对日本的了解仅仅来源于几部有限的日剧和动漫。大学时硬着头皮读过日本史，也只记住了天神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围着天柱奔跑，最后结合生下残疾儿的故事。文学书倒是津津有味地读过一些，不过也仅限于川端和村上的一些流行作品。因此没法写出有思想厚度的文字，只能凭着亲身体验的鲜活感，写一写路上的见闻。

出发前，有留日归来的朋友好心相告，日本的食物吃一顿觉得美味，若是天天吃，就会发现种类稀疏，乏善可陈。不知道是不是旅行的日子还不够长，在回顾时竟发现，一路上没有吃重样的食物，而且各具特色，构成了最清晰的回忆。

抵达东京的第一顿晚餐是与耿耿的堂哥一起度过的。那晚，我们站在日本桥地铁站的出口，看着行色匆匆的路人，等待下班的堂哥从横滨赶过来相聚。日本餐厅的打烊时间比国内要早得多，三人见面时已将近晚上九点，大多数店铺已经歇业，晚餐只好到居酒屋里解决。国内的居酒屋往往装修得像贴满咒符的酒仓，那晚的居酒屋风格却接近于广东的茶餐厅。简洁的方桌配上头顶一盏吊灯，桌子之间挨得很近，隔壁桌客人的谈话直接冲进耳朵里，伴着烧酒的温辣，和烤串一起下肚。来的客人很多是上班族，有穿着衬衫西裤的中年男人，也有化着精致妆容的年轻女性。我们所见的东京人在大多数时候是安静有礼的，但在居酒屋里，他们仿佛释放了真正的自我，一边剥着毛豆，一边若无旁人地恣意交谈。居酒屋里的食物几乎都是下酒菜，分量小，款式多，虽然大多数是烤物，却没有油腻感。堂哥坐在我对面，梳着金城武式的中分头，眉如墨画，面如桃瓣。虽然才到日本一年，举手投足间却是活脱脱的日式美男风范，言谈尔雅，目光专注，与喧闹的居酒屋形成奇怪的反差。大概是因为太饿，那一顿夜宵没有品尝出什么滋味，旅行的第一个夜晚就这样浸泡在鼎沸的人声、美男子的秋波与腌豆腐的葱花中了。

国内最常见的日料品种是寿司和刺身，我们在旅途中只吃过一次，那是在秋叶原的一家平价回转寿司店，周围满大街卖着电子产品和性感裸露的动漫手办。除了遇到一位打工的中国留学生外，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记叙的地方，反而去三鹰美术馆路上吃的松屋家快餐更有意思一些。松屋是日本三大快餐店之一，顾客大多数是学生或者是附近上班的大叔。之所以会选择快餐店，完全出于两人怠惰随意又不愿照着攻略觅食的性情，饥饿到来，兴之所至，便推门进去，体验好坏全凭运气。原本还苦于语言不通，难以点餐，没想到松屋家设有全自助的点餐系统，从下单到找零都在机器上实现。不知是出于节省销售人力的考虑，还是日本国民习惯于自助式购物，自动贩卖机在日本街头非常普遍，几乎隔几百米就能找到。机器里装着各式饮料，每一部贩卖的品种也不尽相同。这种贩卖模式在中国似乎并不走俏，人们还是更习惯到便利店去。

又吉直树所写的那种东京式的冷漠，我只在松屋家的快餐桌上淡淡地感受到一些——

“东京这个地方，聚集着从各个地方而来的人们。从前在乡下时，从漫画和电视剧里看见的东京，虽然灯火繁华，但人总是很冷漠。上京后我才明白了，那并不是冷漠，而是因为身为外来者的大家都心情紧张。外来者进入东京这个城市，一个个都表现出不要被吃掉的紧张状态，终于成了一个集合体。”

面向墙壁的吧台式餐桌、一人食的分量、全自动的点餐系统、桌上一应俱全的自助调料，面露倦容的顾客往往独自进食，制作食物的店员也极少与顾客沟通。像我们这样，挨坐着分享了牛肉丼和猪肉丼（一种盖饭）的顾客，大概是极不常见的。

说来奇怪，我们在东京从没好好地挑选过餐厅，常常是就着方便，填饱肚子就上路。甚至有时为了赶长途大巴或者新干线，在便利店买上一袋子零食，伴着玻璃窗外低矮起伏的群山，享受着类似野餐的快乐。日本的便利店有种奇特的魔力，清爽明亮的店面、整齐摆放的商品，即便只是在货架前逡巡一番，也能得到某种莫名的愉悦。如果观察得再仔细些，会发现几乎所有商品的包装都精美如塞壬的歌声，无形地拉扯着顾客的钱包。以至于我不敢在行程紧张时走进纪念品商店，担心在无意中就消耗了半日时光。

对细节近乎执着的民族性格，完美地诠释了东京的轨道交通系统。线路图密集如电路板，电子屏上滚动着精确到分钟的靠站和发车时间。在好几次懵懂地上错车后，才搞清楚，同一线路上设置各停、急行、准急和特急列车，是为了区分长途和短途旅客，在最大程度上节约时间成本。

日本人的这种精细大体可归为一种工匠精神。某一期的《晓松奇谈》介绍了日本最杰出的天妇罗大师——早已女哲哉。从十五岁开始，五十年如一日，专注打磨做天妇罗的手艺。根据食材的变化，调控着最精微的火候，将毕生听辨油锅声音的经验，都和入面糊，包裹在虾芯的温度里，送达舌尖。亲身从食物上体验到这种极致的精细，是在我们离开东京，抵达京都的时候。

（未完待续）